我和唐森教授認識了近二十年，我們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我衷心佩服唐兄對教學和研究的熱忱。當我拜讀過他評論今年中學會考成績的大作後，我更敬重這位對香港考試制度深表關注的「新移民」。因此，我甘冒「狗尾續貂」之大不韙，草草撰寫這篇短文，向唐教授請益，尚請唐兄錯愛，不吝賜教。

今年八月，香港中學會考放榜。在十四萬考生中，竟然有二萬三千多名考獲「零分」，佔總數的一成四。在四百多所提供正規課程的日校裏，十六所（包括八所官立中學）有超過一半的考生「捧蛋」。難怪教統會主席梁錦松先生慨歎現今的考試制度只是「製造出一群失敗者」。一位中學教師為《明報》撰寫專文，題名〈唉！我們的教育制度〉，呼籲有關當局「對症下藥，必須整體地剖析現時制度的病因」。

唐兄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確認考試制度「優勝劣敗」的精神，勉勵香港的學生發揮他們「堅毅積極的特質」。他對一位專欄作家貶稱現在的中學會考「比中國以前的科舉制度更壞」，甚感不滿。他不但沒有譏諷我們「港燦」的挫敗，還反過來讚揚我們的高度競爭能力，真不愧是一位敦厚的學者！可惜，唐教授這份濃情，我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市民，實在感到受之有愧。

根據我從事教育三十多年的經驗，我堅信香港的教育制度，遠遠比不上國內和台灣。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留給我們的中學教育只是一個「三加二加二」（指初中至預科的學制）的怪物。高中的分科教學和兩次的公開考試為我們的青年帶來了不堪想像的精神壓力。一位經歷過這種「痛苦經驗」的「過來人」，指稱在肄業期間，她根本就是一具「行屍走肉的考試機器」。假如香港教育的目標是培養青年的競爭能力的話，他們又為了追求甚麼理想而競爭呢？每年中學會考成績優異的「狀元」，對課本以外的知識，多是「十問九不知」。他們在社會裏，可以作出甚麼貢獻呢？今年一些商業機構，在聘請大學畢業生前，要求他們參加一個語文基準測試。這算是對香港「優勝劣敗」的考試制度投下了信心的一票嗎？考試是否一個「優勝劣敗」的公平競爭渠道？很難定論。其實，主要還是要看考試的模式。背誦式的考試，勝了又能否證明考生在「德、智、體、群、美」等方面的成就呢？

事實上，家長們、甚至香港的傳媒界，也應該為教育的失敗負上大部分的責任。月前，一間違例超額收生、不依法規地索取高昂學費的幼稚園，因為標榜搶先教授小學一年級的課程，竟然吸引了許多家長去為他們的子女繳交學費，註冊入學。這是否也表現了香港市民的「高度競爭能力」呢？另外，一位富有的女士要求我介紹資深的教師，每日由下午一時半至晚上七時半，為她的三個女兒（最年少的僅三歲）補習。這位母親對教育的意義可有一點兒了解？難道她也是為了培養女兒的競爭能力嗎？

每年，到了公布會考成績的時候，傳媒除了贈予最優秀的考生「狀元」的榮銜外，更爭先恐後地去訪問這班黌門「新貴」。他們的父母因此飄飄然，有「一子受皇恩」的感覺。這樣的教育，與古代的科舉制度，又有甚麼差別呢？

北京大學陳佳洱校長主張 — 素質教育的目的是為未來準備人材。教育不能等同於訓練，教育是塑造靈魂的，目的是使人得到全面發展的機會。我個人認為，形成一種創新思潮，比發展一門科技更重要。科技應以文化為基礎。而香港「為考試而教育」的制度，不僅沒有提升我們未來主人翁的競爭力，更談不上塑造他們的靈魂。

相反地，我們的教育制度，加上了家庭和社會的壓力，阻礙了他們「全面發展的機會」，迫使他們變為「行屍走肉的考試機器」。二十一世紀快來臨了，我們必須為下一代推行有效的教育改革，這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啊！